2025年上半年，多家城商行迎来高管任职变化。南都·湾财社记者根据17家上市城商行和5家广东地区城商行公告信息不完全统计发现，共有14家发生高管变动、26位高管换新。其中“副行长”一职变动最为频繁，占比约50%。
在这26位高管中，从年龄分布来看，70后成为“主力军”，占比约63%，80后开始崭露头角，占比约14%，显示出城商行高管团队逐渐年轻化的趋势；从选拔方式来看，除传统的内部晋升与跨机构流动外，市场化选聘亦成为部分城商行引入优质人才的重要渠道。
有关专家表示，近年来，城商行高管变动频繁，很大程度上表明行业人才交流密度在增大，或与城商行数字化转型和内部经营变革提速有关。
年轻化趋势显著“80后”崭露头角
南都·湾财社记者根据22家城商行公告不完全统计发现，2025年上半年共有14家城商行出现高管换新，26位高管完成岗位更迭。具体来看，涉及3位董事长、1位副董事长、3位行长、13位副行长，以及行长助理等其他职位。
年轻化是这一批新任高管的突出特征之一，其中“70后”占比约63%，“80后”占比约14%。如，2025年5月22日，长沙银行公告显示，董事会同意聘任42岁的彭敬恩担任该行首席风险官，成为本轮高管调整中最年轻的一位。简历信息显示，彭敬恩出生于1983年1月，拥有研究生学历，曾供职于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中国民生银行长沙分行及长沙银行，历任长沙银行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衡阳分行行长，长沙银行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
此次统计的副行长中，最年轻的是贵阳银行副行长李虹檠。2025年6月10日，贵阳银行发布公告称，董事会同意聘任其为公司副行长（任职资格尚需报监管部门核准）。李虹檠出生于1982年10月，汉族，籍贯四川南江，中共党员，拥有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为高级经济师，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其履历显示，他曾任广发银行总行战略管理部战略规划管理岗，贵阳银行董事会办公室战略管理岗、主管、主任助理、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贵阳银行证券事务代表，广元市贵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贵阳贵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现任贵阳银行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同时担任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第三届会员理事、贵州证券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
此次统计的行长中，最年轻的是兰州银行行长刘敏，出生于1979年。2025年5月6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甘肃监管局核准其担任兰州银行行长的任职资格。简历显示，刘敏曾任中国工商银行平凉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中国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国际业务部（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等职，现任兰州银行党委副书记、董事、行长，拥有大学本科学历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对于城商行高管年轻化这一趋势，博通咨询金融行业分析师王蓬博认为，年轻高管更易接受新观念，在数字化转型、业务创新方面具备优势，能够推动金融科技应用与新业务拓展，但在资源协调方面可能面临挑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认为，年轻高管充满活力与干劲，其专业化素养有助于提升城商行经营水平，而较高的学历作为高管综合素质的体现，也将为城商行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
任用机制多元，市场化选聘频现
值得注意的是，除传统的内部晋升与跨机构流动外，市场化选聘已成为不少城商行引入优质人才的重要渠道。近年来，大连银行、郑州银行、珠海华润银行等纷纷面向社会公开选拔高管。
以珠海华润银行为例，2025年6月20日，珠海华润银行董事长钱曦的任职资格获批。从职业经历来看，钱曦加入华润银行便是通过“海选”方式，其此前曾先后担任招商银行西安分行、佛山分行、大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职务，也有招商银行总行工作经验。
同时，多位新任高管的履历显示，跨机构、跨领域的任职经历成为常态。例如，兰州银行行长刘敏此前长期在中国工商银行系统内任职，从分行副行长到省分行部门负责人，积累了丰富的综合金融管理经验；重庆银行副行长张培宗的职业生涯涵盖农村信用社、农商行、金融租赁公司等多类机构，跨界经历为其带来了多元化的管理视角。
此外，还有不少高管来自银行体系外的专业领域，如长沙银行副行长白晓曾任职于审计部门、地方政府金融办。有专家表示，这种打破体制壁垒、面向市场广纳贤才的模式，既丰富了城商行的管理团队结构，也为其在区域经济服务与市场化竞争中注入了新动能。
王蓬博认为，内部晋升者熟悉银行文化和业务流程，能保持战略连贯性；跨行流动者带来比较新的理念、管理经验与业务模式，助力城商行开拓新业务、转变战略方向。娄飞鹏也表示，内部晋升有助于激励内部员工工作积极性，同时也利于传承原有优良传统。跨行流动有助于相互借鉴经验、互通有无。通过这些方式能够实现干部队伍多元化，优势互补，从而更好地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专家：城商行业务转型期的治理挑战
有分析认为，在利率市场化深化与同业竞争加剧的双重压力下，国内城商行正面临“规模不及大行、灵活难敌民营机构”的生存困境：一方面，大型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凭借资金实力、网点布局和业务经验优势持续挤压市场空间；另一方面，金融科技驱动下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及民营金融机构，以创新模式和便捷服务分流客户，对传统城商行业务形成冲击。
在此背景下的高管调整，亦折射出部分城商行在市场竞争与监管趋严双重压力下，通过人事优化寻求增长新动能的努力。
事实上，作为扎根区域的“金融毛细血管”，城商行与地方经济深度绑定，在激活区域活力、服务实体经济、保障民生等方面作用独特，其职能天然贴合地方产业升级、城乡协调等需求，但转型期的挑战同样显著。
有业内人士认为，未来随着区域经济升级与数字金融深化，城商行需进一步放大“在地化”优势，从“同质竞争”转向“特色突围”，才能真正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王蓬博建议，城商行应聚焦区域深耕，通过下沉服务吃透地方产业特色，开发县域经济定制化产品，构筑差异化壁垒。
此外，科技创新对城商行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其不仅能够让银行本身重构服务模式与产品体系，同时，也成为银行风险防控新的核心工具之一。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应用与普及，算法、架构、工程、研发等AI人才成为稀缺资源。华益咨询发布的《金融行业人才发展白皮书（2024）》（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过去一年，国有大行科技投入占比约3.2%～3.5%，重点布局AI核心算法、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股份制银行科技投入占比在4.0%左右，聚焦开放银行生态与智能投顾；城商行、农商行科技投入占比普遍低于2.5%，以采购标准化解决方案为主。
《白皮书》显示，2024 年，国有大行向中小银行输出科技人才约 1.2 万人，较 2020 年增长 3 倍。未来，国有大行将向中小银行加速技术溢出，预计年均输出 5000 名科技人才，“国有大行 - 金融科技公司 - 中小银行” 的三段式职业路径有望成为银行业人才的主流选择。这一人才流动趋势，或将与城商行高管年轻化、市场化选聘的浪潮形成共振，为城商行在数字化转型、特色化发展的道路上注入更强劲的动力。在区域经济与金融深度融合的未来，城商行能否凭借人才结构的优化与科技能力的提升实现破局，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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